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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中斷：計劃經濟和國民財富的「去」貨幣化」（一九四九─一九七八）
「去」貨幣化和國民財富萎縮 
公有制：去貨幣化的歷史前提
剝奪民間金融財富
計劃經濟：即實物經濟和非貨幣經濟
「國家化」的人民幣
計劃經濟制度下的銀行和金融
計劃價格和「抑制型」通貨膨脹
所謂限制「資產階級法權」   

第五章    重建：貨幣化、 現代貨幣金融結構和價格革命
制度轉型和回歸重建貨幣經濟
回歸和重建貨幣經濟
貨幣收入，儲蓄和利率
資本，資本構成和投資
制度轉型，價格革命和通貨膨脹
「超額貨幣」 和「虛擬經濟」和「虛擬經濟」
中國貨幣政策
一九八八年「價格闖關」

第六章    接軌：中國貨幣經濟納入世界貨幣金融體系
匯率制度的演變
人民幣匯率：自覺貶值到被迫升值階段的比較
外匯儲備和貨幣供給
中國高額美元儲備，「美元悖論」和美元債券
開放金融市場
人民幣國際化
黃金、石油和人民幣

結語   中國貨幣經濟的未來
後記

編輯室報告

　　凱恩斯在《貨幣論》裡頭有一句話：「如果以貨幣為主線，重新撰寫經濟史，那將是相當激動人心的。」這部《從自由到壟斷──中國貨幣兩千年》就是從貨幣經濟的角度，對中國歷史的一番梳理和解讀。

　　作者朱嘉明是中國大陸在一九八○年代的「改革四君子」，受趙紫陽提拔，先後擔任國務院技術經濟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河南省體制改革委員會副主任、北京青年經濟學會負責人、《中青年經濟論壇》主編、中國西部研究中心主任、中信國際問題研究所副所長。

　　朱嘉明在一九八四年籌辦「莫干山會議」，意氣風發，今天中國大陸金融界的一把手，如央行行長周小川、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張維迎、中國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都是當年在會議中登場的青年學者。

　　六四之後，朱嘉明流亡海外，先後在美國、澳州、東南亞各國進修、工作。二○○○年之後，先後在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UNIDO）擔任工業發展官員，目前在奧地利維也納大學任教。

　　在這部耗時十年完成的著作，朱嘉明不僅思考當年中國大陸經濟改革之後，人民幣如何從沒有「含金量」、同時也不具備一般貨幣功能的通貨，走向市場經濟、進而發生通貨膨漲的過程，他更從歷史的脈絡，去看待貨幣在中國過去兩千年歷史中所扮演的角色，因而有了許多新的見解。

　　秦始皇滅六國，中國從此走入中央集權的皇權統治，但其中當時的統治技術還不足以管理這麼大的國家，因而貨幣經濟這一塊，向來是歷朝歷代鞭長莫及的，也因此，中國的貨幣經濟向來表現出濃厚的自由經濟色彩。而秦朝本身的滅亡，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統一幣制，造成通貨緊縮，「錢貴物賤」。

　　中國向來是以政治力量的強弱來評判一個朝代的表現。所以像南宋，一般認為是不及格的朝代，但是從貨幣經濟的角度來看南宋，由於南宋的商品經濟非常發達，所積累的財富足以支撐與蒙古長達三十年的軍事對抗，甚至，在蒙古滅宋之後，宋朝的貴金屬財富成為蒙古維持一個橫跨歐亞帝國的資本。

　　像這樣不同於一般看待歷史的見解，在書中處處都是。而這本書就現實層面最重要的關注在於：國民政府在中國大陸所做的法幣改革以失敗告終，且為人民幣登場鋪了路。在作者眼中，人民幣是法幣的一種延續，而其基本想法都與凱因斯的貨幣思想相關。

　　目前的人民幣是一種「雙重」壟斷的貨幣，國家對貨幣發行權的壟斷和對支持人民幣的物資資源的壟斷。人民幣成了完全依賴於政府和國家信用的紙幣。在人民幣制度下，中國人民財富的形態只有人民幣，而人民幣為國家壟斷，國家透過人民幣供給數量和物價的不斷變動，實現國民財富的重分配。

　　在這樣的情形下來看人民幣的國際化、能否取代美元，以及如何控制通貨膨脹，都存在許多變數，本書在這部份，恰可提出多角度的觀照。

他序１

一幅中國貨幣經濟的《清明上河圖》

　　讀畢朱嘉明先生六十萬字的論著，一幅縱向描述中國金融史的《清明上河圖》徐徐展開。靜心把卷，「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語，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兩千年貨幣經濟演變栩栩如生。此等格局，這般功力，正合嘉明先生本性。

　　一九八四年，第一次在北京聽嘉明先生講演，正為此公意氣風發問政獻策之際。莫干山改革會議的組織奠定了他當代思想家的底色與視野。一本《國民經濟結構學淺說》，洛陽紙貴，展示他大格局解析複雜系統的思維能力。

　　一九八九年到九一年間，我們在美國為鄰，不時添酒回燈徹夜長談。於政治之外，他更著眼於野史與掌故，主流意識形態的影響已經解構，究心之術開始取代殿堂對策。仍隱約記得一起策劃建立海外金融機構，隔靴搔癢，聊補嘉明未能參與國內金融改革之遺憾。

　　二○○八年，再□嘉明先生則是歷盡滄桑再著書之狀。海外曲折經商和顛沛流離的磨礪更打造一個對話的立場，而非高頭講章之狀。貨幣經濟史成為他學術新旅的起點，皆因凱恩斯有言，從金融角度觀史，歷史將被顛覆，此語更合嘉明先生意興。

　　觀之中國金融通史，古道斑駁，罕有人至。士農工商序列之中國，金錢乃不雅之物，於史乏陳。民國金融史家，多成名於考據和資料整理。共和國建立之後，金融學大抵淘汰，成為財政學之附庸，銀行與各種金融機構也是名存實亡，不務正業。加上意識形態主導，金融理論幾近無存。

　　最近三十年，金融界死灰復燃，蒸蒸日上，但商業氣氛濃郁，鮮有學者甘於寂寞守住書齋。大學中的金融史專業幾乎絕跡，海外學者也不過以西方金融通史來附會中國現狀。有觀念之書，無學理之作，這也是何以金融陰謀論一時盛行於坊間的緣故。

　　我在創建和經營中國金融博物館的幾年中，苦尋金融名家和金融史料，上下求索，深知此域之荒蕪凋零，諸多名流不免盛名之下其實難符。即便在西方，金融史也是冷門。每遇金融危機出現，便有若干學者痛定思痛，搜羅一圈史料，做些新解，炮製幾本暢銷書，僅此而已。一本金德伯格的《西歐金融史》主宰了半個世紀的西方教學，近年英國人弗格森出版的非學術作品《貨幣的崛起》也是一路暢銷全球。

　　當下未了的全球金融危機，正是風雲際會新學興起之時。厚積薄發的嘉明先生因勢利導，適時推出此卷，高屋建瓴的梳理了兩千年中國貨幣的歷史脈絡，奠定了當代貨幣經濟的獨特格局。條分縷析，絲絲入扣，架構歷史橋樑。披沙瀝金，孜孜以求，解讀從來誤曲。箇中艱辛，需行家體會；整體突破，必高手心知。

　　以在下淺薄心力，無以學術置評，但此書填補貨幣經濟通史之空白，則不言而喻。單單共和國成立以來六十年的當代中國金融里程之鋪架，便前無古人。此六十年實在是天翻地覆的變化，不僅在中國，即便全球也是豁然開朗。不立足當下，則前史無義，未來無據。史家與思想家之重要分野便在於把握當下之能力，這也是嘉明最著力、最擅長、最豐富的領域。

　　朱嘉明先生對貨幣邏輯與歷史脈絡的設計與表述建立了一個討論平臺，箇中觀點與論據的展示或有不同立場之別，見仁見智之度。生活態度、價值取向和思想資源等差異將衍生出無數不同的看法和結論，這恰恰是一個公共平臺建立的成功標誌。如同舉著火把照亮洞穴的先賢，能夠看到後來者紛紛在光芒普照下尋覓各自珍寶之時，嘉明先生應當會感到滿足的。

　　作為老友和同行，我也欣慰的期待著這一縷光芒。

王巍（中國金融博物館理事長）

他序２

哈耶克vs凱恩斯：解讀中國貨幣經濟史的鑰匙

　　我是這本書最早的讀者。我和朱嘉明博士在維也納大學同事八年有餘。在他撰寫這本中國貨幣經濟史稿的過程中，我們就這本書的思想、架構和理論基礎進行過多次交流。如今，朱嘉明多年來的努力終告出版，乃是他學術生涯中的一大成就，可喜可賀。我們身為朱嘉明在學術上的同事，這是我們討論中國經濟、政治、文化的一個新平臺。

　　朱嘉明博士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之上，寫出了一部跨越幾千年的貨幣經濟史論。表面上看來，這部著作沒有明白顯現一個理論框架, 然而它有一種強大的內在邏輯性，使得書中所包含的很多資訊是上下、前後、左右聯繫在一起的。讀者稍加細讀，不難在字裡行間看出這個強大的內在邏輯性，並知道 這是一種特殊的理論選擇的結果。

　　這部著作非常出色的一個特點在於朱嘉明提供了一個奇特的理論基礎，把哈耶克經濟思想和凱恩斯主義這兩種截然對立的經濟學派結合起來。朱先生將中國貨幣經濟劃分為傳統貨幣經濟和現代貨幣經濟兩個階段。前者歷史悠久，後者時間很短。從大的方面看，他試圖用哈耶克解釋傳統貨幣經濟，用凱恩斯解釋現代貨幣經濟，同時又以哈耶克作為批判現代中國貨幣國家化的一個理論基礎，而凱恩斯則是他解釋中國傳統經濟不足之處的一種理論工具。這是一次有意思又有意義的嘗試。

　　中國傳統貨幣經濟體系是放任的。不論是宋代的紙幣還是明朝的白銀化，都來自民間的創造，而非政府的設計。也就是說，中國的傳統貨幣系統不是一個依賴國家的系統。各種貨幣同時存在，同時流通，保障了經濟順暢運行，發展出一個包容性很強、靈活性很大，容許遠距離區域貿易的可持續性的經濟體系。這非常接近哈耶克所追求的自發秩序理論和貨幣非國家化理想。哈耶克沒有直接影響中國的貨幣經濟，但是中國貨幣經濟卻為哈耶克思想提供了一個近乎完美的經驗證明。這是本書的一個很重要的發明。

　　到現在為止，哈耶克的貨幣非國家化的思想被認為是空洞、假設性、沒有實際基礎的，遑論有學者試圖用哈耶克的思想來解釋中國傳統貨幣經濟。 哈耶克之所以進入有關中國傳統貨幣史的研究，實際上是因為他的思想在反思和批判毛澤東時代的計劃經濟，以及當下國家發動現代化的過程，是極為有力的思想和理論資源。在一個這樣的背景下，哈耶克理論在中國經濟界開始產生影響，而朱嘉明是在這個脈絡下選擇以哈耶克來解釋何以中國傳統貨幣經濟有那麼巨大的活力，以及毛澤東時代中央計畫失敗的原因，還有中國在不遠的將來可能面臨的問題。

　　凱恩斯主義從一開始就帶有「教義」的特徵，對中國的影響遠遠超過人們的想像。凱恩斯在一九二六年發表《自由放任主義的終結》時，恰是南京政府建立和開始設計政府干預經濟戰略之時。國民黨的工業化戰略基於這樣的理念：國家必須在現代化中起主導作用，現代經濟需要國家控制金融體系。

　　這是國民政府啟動一九三五年貨幣改革的指導思想，也是中國現代史的一個分水嶺：在一九一一到一九二七年間，經濟在國家極端虛弱而無干涉能力的條件下得到充分發展，而一九二七年以後，在日本與蘇聯的成功影響之下一步一步引入國家對經濟的主導。儘管這項改革比凱恩斯革命早一年，但是有理由相信，中國經濟學家也受到凱恩斯的影響。 國民黨的「廢兩改元」，一九三三年建立銀本位；一九三五年又將之拋棄，引進法幣，是向貨幣現代化的躍進。

　　但一九三五年貨幣改革有兩個未預見到的影響：一是它為政府提供了一種可能性，即印刷紙幣。而這種新的可能性導致一九四八到四九年的通貨膨脹；同時也給共產黨提供了機會，發展非法紙幣，直至摧毀國家貨幣系統。儘管大多數研究者強調共產黨戰勝國民黨，主要是軍事上的勝利，然而，讀了此書之後，我們必須看到另外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貨幣的威力。共產黨奪取政權之前，已經建立了自己的金融貨幣體系。所以，一九四八年之後，當國民政府通貨膨脹處於不可收拾的狀態下，人民對國民黨政府的信心也下降。共產黨的人民幣成了一種替代性貨幣，使得共產黨在軍事上的勝利增強了它在經濟上的影響力。最後人民也在政治上轉而傾向共產黨。國民政府的法幣改革，是中國經濟史上轉向國家干預的一個重要的標誌和第一次高潮，而這個階段以崩潰告終。

　　在過去的三十年裡，凱恩斯經濟學始終是影響中國經濟改革的主要經濟理論，以至於今天的中國已經成了全世界最強的凱恩斯主義國家。另一方面，改革開放以來，曾在全世界幾乎成為主流的自由主義思想也引起很多中國經濟學家的注意，朱嘉明先生是其中之一。這部著作也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國家占主導地位的情形下，中國一步一步建設市場化混合經濟體系過程的一個有啟發性的反思。

　　朱嘉明用凱恩斯，是為了瞭解釋中國現代金融系統的內在邏輯；用哈耶克， 是基於其歷史上的重要性，是為了批評中國現代金融系統的不足。大多數分析家多少都是用凱恩斯來衡量與解釋今天中國的經濟。即使最自由的分析家，似乎也認同中國政府在工業化過程中起主導作用，也認同改革開放的道路是成功的。很少有人敢於從另外一個側面來批判這個過程，更不用說有人走得像哈耶克那麼遠，去批判國家透過貨幣對經濟施加強大的影響，以及對社會上的每一個經濟主體施加的控制。

　　貨幣經濟在毛澤東時代經歷了歷史性倒退。貨幣在毛澤東時代是國家壟斷的。根據哈耶克的思想，這是人們為什麼不自由的主要原因。毛澤東時代是經濟主體依賴國家來維持自身生存最深的時代，而過去三十年中國經濟改革的核心是回歸貨幣經濟，實施經濟的貨幣化。中國經濟增長跟中國經濟的再貨幣化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不過這個再貨幣化的過程又是在國家愈來愈弱的情況下進行的。因此，經濟的貨幣化是伴隨著國家從貨幣系統退讓而進行的。它打開了向非國有經濟活動的機會之窗，使他們得到不再依靠國家而生存的機會。反過來講，經濟的貨幣化是在以國家為現代化的總組織者和總設計者的條件下進行的。如果從這個角度看問題，從一九七八年建立起來的體制，非常類似國民黨政府從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七年在南京建立的混合經濟體制。這個受凱恩斯主義影響的體制在一九四九年以失敗告終。今天，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是，作為一個今天的凱恩斯主義體系，能否避免再一次的失敗？

當代中國教授、奧地利維也納大學副校長  魏格林博士（Prof. Dr. 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
二○一一年十一月於維也納大學